文｜甄氏
和颐酒店事件发生后，我接到爸妈的电话，他们第一句话就是：“北京太不安全了！你一个女孩子在那边让人怎么放心！”费劲安抚好他们，挂了电话，我想，北京真的不安全吗？
长安街上隔几米就有武警站岗，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犹如神探，对每个社区都了如指掌，即使是深夜，路灯也能把整个城市照得发亮，好像藏不下一点罪恶。
可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女孩子”，我经历过在最繁忙的地铁一号线上明目张胆的性骚扰，在夜晚西单的天桥上冲我暴露下体的露阴癖，在中途突然加价并威胁我的搬家公司……
我所经历过的这些，其他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女性也经历过吗？她们认为北京安全吗？
于是，我找了四位生活在北京的女性，想知道她们的看法。
小齐是受访的四个人中唯一一位表示，即使她当时在场也不会帮助那位女生的人。“我会假装啥都没看到，直接走开。”我问她为什么，她摊开双手，“我这人不喜欢多管闲事”。
小齐是位美甲师，在北京东五环有一家美甲店。三年前，26岁的她从老家锦州来到北京，在那之前，她对这里的生活充满幻想，“那可是首都啊”。“文明”这个词，是她幻想中的北京的重要标签。但三年后，北京除了叫外卖方便之外，她觉得“和家里没啥不一样”。
几天前，她在自己的小店里亲眼目睹了一场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案。两个附近高校的女生在店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水果，其中一个女生把手机拿在手里。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男人从女生手中抢了手机拔腿就跑，两个女生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一边喊一边去追。
周围的人漠然看着这一切，没有人帮忙去追或者报警。冷漠的人群中，也包括小齐。
但小齐并没有为自己辩解，“报警有啥用啊”，她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就在几天前，她报了警。
“就那天，我在店里给客人做美甲，有个小姑娘进来转了一圈，然后我的手机就没了，一眨眼的功夫！那个女孩出了店就上了一辆摩托车‘轰’地一下开走了。那我能怎么着？报警呗。报了警，警察倒是来了，然后让我去派出所做笔录。”
到派出所后，那几位警察一声不吭地钻进了里面的办公室，剩下一头雾水的小齐站在屋内。一列长长的队伍“都是老百姓”，几位穿着警服的小姑娘坐在入口处聊天。小齐问那几位女民警要在哪做笔录，“她们特别不耐烦地瞅我一眼，‘你没看旁边都是排队的嘛！’态度特别差。”排了将近两个小时的队之后，小齐决定离开。
“我觉着吧，丢个手机事儿太小了，如果是抢银行啥的人家可能才会搭理你”，小齐自嘲地说，“两口子打个架，抢个手机，这种事儿报警有啥用啊！”
认定“报警没用”的小齐，不会想到用发微博的方式来引起关注——她甚至都没有微博。在这场盗窃风波过去后，她唯一的行动是买了新手机。我问她有没有打算在店里装个摄像头，她摇摇头说，那有啥用！
贝贝，一名从小在机关大院长大的地道北京姑娘。但她直言，在北京一直都没什么安全感。小时候就听多了“小孩儿被拐走”、“被割器官”之类的坊间传闻，中学时，老师、家长还有电视新闻反复传达这样一种讯息：这个社会很复杂，坏人很多，如果不留意就会受到伤害。
等到贝贝上了大学，更真切地意识到“乱”。刚进校门就有人热情地迎上来，口若悬河地向新生宣讲“大学的成长与意义”，。他们拿出一些东西，以勤工俭学锻炼能力的名义让新生以“低价”购买，再以高价卖出。刚入校的新生对什么都想尝试，于是连连点头付款，心里还很感激对方给自己机会。可不久后他们就发现，自己买到的东西都是假货……
时至今日，那样的欺骗行为仍然让贝贝感到气愤，她也是从那时开始意识到，不能太天真。
大学毕业后，贝贝去了英国留学，在异国他乡求学的日子反而让她找到了安全感。除了摄像头几乎覆盖城市的每个角落，真正让贝贝感到安心的是路人的“仗义”。有一次她不小心被地铁门夹住，身子在里面，胳膊卡在外面，这样窘迫又危险的罐头，周围乘客二话不说都冲过来帮她把门扒开。她知道自己仍有遭遇各种危险的可能，但想到当遇到危险时会有人愿意出手相救，就会觉得安心不少。
毕业后回到北京，贝贝总觉得需要重新适应这个从小长大的城市。她的一位大学同学白天独自驾车出门，在路边停车时，一名男子突然拿着刀出现在车窗旁意图抢劫。那名女生受到惊吓，仓皇之中逃出车外，跑了好久才敢停下来报警……
这件事并没发生在贝贝身上，但却增加了贝贝的不安全感。比起可能遭遇危险的恐惧，想到遭遇危险后没人伸出援手，感觉更无助。
可是她没有多少时间去抱怨，回国后她就不断告诫自己要多个心眼，不能把别人想得特别好，不能给坏人创造机会。“别较劲，多适应”，她总结到。
模糊与黑暗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恐惧，而常年生活在其中的阿元却比常人更感觉安全、坦然。
阿元是一位视障高级速录师，速录水平可以达到每分钟240字。2009年大学毕业后，阿元在北京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从长春来到了北京。
与贝贝不同，阿元感到北京在张开双臂欢迎自己，它给阿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包容与方便。一键叫车，车就可以等在楼下，不需要做饭，外卖就可以解决，北京几乎为阿元提供了她梦想生活的全部。剩下的其他部分，由好心的邻居、同事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补上。
阿元说自己是傻人有傻福，每次出去都会遇到好心人。可是阿元讲的例子，却让人为她捏一把汗。
有一年她独自坐火车回家，拿着盲杖在火车站的人流中行走困难。这时一个“大哥”来到阿元身边，说自己愿意帮助她。“这个大哥是从哪来？”“他要带我到什么地方去？”“他会不会是坏人？”这些问题，阿元想都没想过。
道谢后，她非常放心地把手交给让这个陌生的男人，让他牵着自己，为自己引路。倒是这个男人有些意外，“你就不怕我是坏人？”阿元说自己本能地选择了相信。那个男人把她带到候车室之后，对她说，“如果你选择相信别人，那别人也坏不到哪儿去”。
阿元非常认同这位“大哥”的话，“相信”好像已经成为她遇人的第一反应。买东西时，她从店家手里接过找零，从来不费力去辨识数目和真伪，直接默认对方没有欺骗她。
“如果被骗了呢？”我不甘心地追问。她说，那就大不了下次不去那家店了，可这点小钱跟信任的价值比起来，不算什么。
Maya是在北京工作的天津姑娘。大四那年，她在一家公关公司做实习生，拿着微薄的薪水，蜗居在远离北京市区的通州，加班晚归是司空见惯的事。
有天半夜11点，她走出地下通道，一手打着电话一手拎着夜宵，忽然一个猛地拉扯，肩上的背包被拽断。“怎么可能不恐惧呢？恐惧到简直能听见每一个细胞的尖叫！”
可她迅速恢复了冷静，想起了一本叫《影响力》的书。书里讲了一个女孩遇难，周围30多人目击却无人伸出援手的故事。作者分析了几个提高求助获助率的重点，比如求助需求要具体，要做出与歹徒预判相反的行为举动等等。
她迅速分析形势后，立刻把夜宵扔到地上，开始大声尖叫。为了避免歹徒掏出匕首近距离袭击，她在歹徒离开1米后开始追赶，一边表现出与歹徒预判相反的勇敢与决断，一边享受着“把歹徒吓了一跳”的成就感。
但这个“智斗歹徒”的故事有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反转，“当我揪住第一个遇见的路人求助时，他惊呆了，因为他就是那个歹徒的同伙……”“路人”顺手抄了一把Maya的手机，推倒她之后开始逃跑。
后来Maya不断拉住具体的路人进行具体求助，终于一个大爷帮忙喊了一句什么，歹徒吓得把包扔在了马路中间。最后，他们只抢走了一部手机。Maya拿出包里的另一部手机，坐在马路牙子上报了警，和公司请了假，接着又打给了远在天津的父母，二老立马开着车赶来支援。
面对歹徒“智斗成功”的经历，听起来有些令人振奋的畅快，但Maya说，她并不想强调“如何抢回包”，而是当遭遇某些突发事件时，“恐惧本身会削弱我们的能力，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本可以很强大，在斗智斗勇中并不一定会失败”。极端状况下的自救技巧固然重要，但希望在更多的时候，晚归的“Maya们”不需要被迫面临需要运用“智斗术”或者“防身术”的危险境遇。
每天无数信息潮水般淹没，社交平台上，“和颐酒店事件”早已不再是热点话题。话题热度退去后，愤怒和震惊的情绪平息后，在日常的平凡中重新审视“女性安全问题”，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