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甄氏
和颐酒店事件发生后，我接到爸妈的电话，他们第一句话就是：“北京太不安全了！你一个女孩子在那边让人怎么放心！”费劲安抚好他们，挂了电话，我想，北京真的不安全吗？
长安街上隔几米就有武警站岗，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犹如神探，对每个社区都了如指掌，即使是深夜，路灯也能把整个城市照得发亮，好像藏不下一点罪恶。
可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女孩子”，我经历过在最繁忙的地铁一号线上明目张胆的性骚扰，在夜晚西单的天桥上冲我暴露下体的露阴癖，在中途突然加价并威胁我的搬家公司……
我所经历过的这些，其他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女性也经历过吗？她们认为北京安全吗？
于是，我找了四位生活在北京的女性，想知道她们的看法。
小齐是受访的四个人中唯一一位表示，即使她当时在场也不会帮助那位女生的人。“我会假装啥都没看到，直接走开。”我问她为什么，她摊开双手，“我这人不喜欢多管闲事”。
小齐是位美甲师，在北京东五环有一家美甲店。三年前，26岁的她从老家锦州来到北京，在那之前，她对这里的生活充满幻想，“那可是首都啊”。“文明”这个词，是她幻想中的北京的重要标签。但三年后，北京除了叫外卖方便之外，她觉得“和家里没啥不一样”。
几天前，她在自己的小店里亲眼目睹了一场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案。两个附近高校的女生在店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水果，其中一个女生把手机拿在手里。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男人从女生手中抢了手机拔腿就跑，两个女生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一边喊一边去追。
周围的人漠然看着这一切，没有人帮忙去追或者报警。冷漠的人群中，也包括小齐。
但小齐并没有为自己辩解，“报警有啥用啊”，她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就在几天前，她报了警。
“就那天，我在店里给客人做美甲，有个小姑娘进来转了一圈，然后我的手机就没了，一眨眼的功夫！那个女孩出了店就上了一辆摩托车‘轰’地一下开走了。那我能怎么着？报警呗。报了警，警察倒是来了，然后让我去派出所做笔录。”
到派出所后，那几位警察一声不吭地钻进了里面的办公室，剩下一头雾水的小齐站在屋内。一列长长的队伍“都是老百姓”，几位穿着警服的小姑娘坐在入口处聊天。小齐问那几位女民警要在哪做笔录，“她们特别不耐烦地瞅我一眼，‘你没看旁边都是排队的嘛！’态度特别差。”排了将近两个小时的队之后，小齐决定离开。
“我觉着吧，丢个手机事儿太小了，如果是抢银行啥的人家可能才会搭理你”，小齐自嘲地说，“两口子打个架，抢个手机，这种事儿报警有啥用啊！”
认定“报警没用”的小齐，不会想到用发微博的方式来引起关注——她甚至都没有微博。在这场盗窃风波过去后，她唯一的行动是买了新手机。我问她有没有打算在店里装个摄像头，她摇摇头说，那有啥用！
贝贝，一名从小在机关大院长大的地道北京姑娘。但她直言，在北京一直都没什么安全感。小时候就听多了“小孩儿被拐走”、“被割器官”之类的坊间传闻，中学时，老师、家长还有电视新闻反复传达这样一种讯息：这个社会很复杂，坏人很多，如果不留意就会受到伤害。
等到贝贝上了大学，更真切地意识到“乱”。刚进校门就有人热情地迎上来，口若悬河地向新生宣讲“大学的成长与意义”，。他们拿出一些东西，以勤工俭学锻炼能力的名义让新生以“低价”购买，再以高价卖出。刚入校的新生对什么都想尝试，于是连连点头付款，心里还很感激对方给自己机会。可不久后他们就发现，自己买到的东西都是假货……
时至今日，那样的欺骗行为仍然让贝贝感到气愤，她也是从那时开始意识到，不能太天真。
大学毕业后，贝贝去了英国留学，在异国他乡求学的日子反而让她找到了安全感。除了摄像头几乎覆盖城市的每个角落，真正让贝贝感到安心的是路人的“仗义”。有一次她不小心被地铁门夹住，身子在里面，胳膊卡在外面，这样窘迫又危险的罐头，周围乘客二话不说都冲过来帮她把门扒开。她知道自己仍有遭遇各种危险的可能，但想到当遇到危险时会有人愿意出手相救，就会觉得安心不少。
毕业后回到北京，贝贝总觉得需要重新适应这个从小长大的城市。她的一位大学同学白天独自驾车出门，在路边停车时，一名男子突然拿着刀出现在车窗旁意图抢劫。那名女生受到惊吓，仓皇之中逃出车外，跑了好久才敢停下来报警……
这件事并没发生在贝贝身上，但却增加了贝贝的不安全感。比起可能遭遇危险的恐惧，想到遭遇危险后没人伸出援手，感觉更无助。
可是她没有多少时间去抱怨，回国后她就不断告诫自己要多个心眼，不能把别人想得特别好，不能给坏人创造机会。“别较劲，多适应”，她总结到。
模糊与黑暗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恐惧，而常年生活在其中的阿元却比常人更感觉安全、坦然。
阿元是一位视障高级速录师，速录水平可以达到每分钟240字。2009年大学毕业后，阿元在北京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从长春来到了北京。
与贝贝不同，阿元感到北京在张开双臂欢迎自己，它给阿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包容与方便。一键叫车，车就可以等在楼下，不需要做饭，外卖就可以解决，北京几乎为阿元提供了她梦想生活的全部。剩下的其他部分，由好心的邻居、同事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补上。
阿元说自己是傻人有傻福，每次出去都会遇到好心人。可是阿元讲的例子，却让人为她捏一把汗。
有一年她独自坐火车回家，拿着盲杖在火车站的人流中行走困难。这时一个“大哥”来到阿元身边，说自己愿意帮助她。“这个大哥是从哪来？”“他要带我到什么地方去？”“他会不会是坏人？”这些问题，阿元想都没想过。
道谢后，她非常放心地把手交给让这个陌生的男人，让他牵着自己，为自己引路。倒是这个男人有些意外，“你就不怕我是坏人？”阿元说自己本能地选择了相信。那个男人把她带到候车室之后，对她说，“如果你选择相信别人，那别人也坏不到哪儿去”。
阿元非常认同这位“大哥”的话，“相信”好像已经成为她遇人的第一反应。买东西时，她从店家手里接过找零，从来不费力去辨识数目和真伪，直接默认对方没有欺骗她。
“如果被骗了呢？”我不甘心地追问。她说，那就大不了下次不去那家店了，可这点小钱跟信任的价值比起来，不算什么。
Maya是在北京工作的天津姑娘。大四那年，她在一家公关公司做实习生，拿着微薄的薪水，蜗居在远离北京市区的通州，加班晚归是司空见惯的事。
有天半夜11点，她走出地下通道，一手打着电话一手拎着夜宵，忽然一个猛地拉扯，肩上的背包被拽断。“怎么可能不恐惧呢？恐惧到简直能听见每一个细胞的尖叫！”
可她迅速恢复了冷静，想起了一本叫《影响力》的书。书里讲了一个女孩遇难，周围30多人目击却无人伸出援手的故事。作者分析了几个提高求助获助率的重点，比如求助需求要具体，要做出与歹徒预判相反的行为举动等等。
她迅速分析形势后，立刻把夜宵扔到地上，开始大声尖叫。为了避免歹徒掏出匕首近距离袭击，她在歹徒离开1米后开始追赶，一边表现出与歹徒预判相反的勇敢与决断，一边享受着“把歹徒吓了一跳”的成就感。
但这个“智斗歹徒”的故事有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反转，“当我揪住第一个遇见的路人求助时，他惊呆了，因为他就是那个歹徒的同伙……”“路人”顺手抄了一把Maya的手机，推倒她之后开始逃跑。
后来Maya不断拉住具体的路人进行具体求助，终于一个大爷帮忙喊了一句什么，歹徒吓得把包扔在了马路中间。最后，他们只抢走了一部手机。Maya拿出包里的另一部手机，坐在马路牙子上报了警，和公司请了假，接着又打给了远在天津的父母，二老立马开着车赶来支援。
面对歹徒“智斗成功”的经历，听起来有些令人振奋的畅快，但Maya说，她并不想强调“如何抢回包”，而是当遭遇某些突发事件时，“恐惧本身会削弱我们的能力，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本可以很强大，在斗智斗勇中并不一定会失败”。极端状况下的自救技巧固然重要，但希望在更多的时候，晚归的“Maya们”不需要被迫面临需要运用“智斗术”或者“防身术”的危险境遇。
每天无数信息潮水般淹没，社交平台上，“和颐酒店事件”早已不再是热点话题。话题热度退去后，愤怒和震惊的情绪平息后，在日常的平凡中重新审视“女性安全问题”，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意义。
写的挺不错。我在国外留学加生活10多年, 基本和作者的想法和感受差不多。现在也在考虑是不是以后要长期在国内生活。国内变化是很大, 但毕竟不变的东西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用词优美，行文流畅，读完久久无法平静。这些国家并不是可怜，而是不够强大，在世界面前，这样的经济体量根本连同坐一张桌子的机会都没有。虽然说经济全球化，但这种第三世界的国家，往往都是在边缘化，根本就没在一个圈子里。
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不容易
每一个新闻作品都不简单
只有不断充实自己，不断探索尝试，才能出好作品！
想去非洲开工厂，需要咨询
我也有非常類似的經歷，所不同的是對方是一個德裔的尼日利亚人。我损失的是对人的信任及美好情感
非常向往这样的生活
一直都认为人类努力读书工作
不就是为了想要有更好的生活
可是在我看来比起盲目的工作赚钱
我更加向往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工作和学习的压力下我感到很不安
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我喜欢不受束缚的生活
所以我一直很想用余生去看世界
不知道有什么建议
环球旅行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是总会考虑太多而导致没办法付诸于旅行。很遗憾
关于那900名战俘，我遇到金门的电瓶车向导讲解到，他们被移送到台湾本岛做农民，后来都有参与台湾的建设发展。
27岁遇到最爱自己的人，29岁分手，今年30了，也是对未来很迷茫，觉得会孤独终老。轻度抑郁，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好起来。
八个月之前高中都没毕业的我也因为不满于现状或者说为了逃避国内的高考来到了日本 来了才发现这边的生活也没有那么好 很多事情说不上一帆风顺甚至很糟糕 现在在准备考学了 希望我也能拿到早大的通知书
这样做，不会猝死吗？ 超负荷的运转
每个人的故事都很有趣，描写得也非常吸引读者，可惜每一篇后面都有若隐若现的居高临下、自视甚高的沙文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