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新加坡，我又回到宜家，第四次，在第四个国家。
这篇为伦敦上篇，是此系列的第三篇文章。
2010年 4月，伦敦希斯罗机场，入境大厅。
“Mam，can you tell me your married date please?”
柜台后面，一个黑人女警官。她翻弄着我的护照，像看小人书一样入神。
“Excuse me？”
我怀疑自己没听清。检查签证怎么也会问这种问题？
她抬起头，把问题又重复了一遍，语气重了几两。浓黑皮肤里的两点光，逐渐聚焦于眼前的中国女子。
她在等我回答。
该怎么回答？我，啥时结婚了？
立即转头问布生，他脸上竟然也是一张白卷！
警惕，像蜘蛛网，慢慢爬上了女警官的脸。她下意识地调了调桌上的对讲机，信号断断续续，像碾碎的玻璃，很是扎耳朵 。我们三个人同时僵持着，一秒，两秒，三秒……
突然，布生想起了什么，立即扯开随身公文包，刷刷刷地在里面乱翻一通。而我的思绪，横冲直撞，到处乱窜，像在黑暗中寻找电灯开关，到处一阵呯呯碰碰。
我也想起来了！
离开东京前，我申请英国签证被拒。要跟随布生到英国工作，我必须持有 EEA Spouse VISA （欧盟经济成员国公民配偶签证）入境。但签证官只认结婚证书，不承认恋人关系。东京办不了了，只能回瑞典。那时，离布生新工作入职还有三星期时间。赶紧找到小镇社区负责人，办理结婚登记。
没有戒指，没有婚纱，只有布生妈妈，捧着刚买来的一束小花。程序一样说了“I DO”，签了字，立即飞车到斯德哥尔摩英国大使馆。一星期批下来，什么都没耽误。只待入了境，就可以换成五年居留签证了。
只是我，些许有点失落。“已婚”两个字来得太快太突然，和电视上的浪漫，相去甚远。而且是为了签证，所剩意义无几，实在不值得把“大日子”挂在心上，甚至一不小心，顺便给“忘记”了。
“找到了！”布生几乎喊起来，同时递上结婚证书。
女警官接过去，吃吃笑起来： “竟然还有人忘记结婚纪念日，哈哈哈！”她还嫌一个人笑不过瘾，凑过身子告诉旁边同事，隔壁柜台也乐起来。我和布生被晾在哪儿，拿捏不准是否该跟着笑。这到底通过了还是没通过？
终于，她喘上一口气，拿起印戳，踏踏实实地盖上。
把护照交还回来，她郑重其事地对布生说：“先生，劝你一句，明年结婚纪念日，一定别忘了！
Welcome to London！”
伦敦景色
初到伦敦，我们自然也加入了游客的行列，套上运动鞋，背起相机，跑遍每一处英伦名胜： 白金汉宫，威斯敏斯特教堂，唐宁街10号。脍炙人口的名称，缩在相机取景框里，感觉还没有电视上来得宏伟。回家把照片上传到facebook，标题作： i am not in love with London yet.
“怎么会不爱伦敦？！” 一位不熟的朋友，马上留言。
她来自东欧小镇，半辈子没踏出欧洲大陆。伦敦之于她，就是寄存着梦想的大海，像鲑鱼拼了命都要跃去的地方。而对于我，这只是又一个大都市，既含着其他城市的缩影，也显现出其独特的轮廓。
无论走在伦敦街头，还是挤在london tube （地铁英式说法），我总会惊叹于这里的人种多样性。每一张面孔，仿佛都是行走的基因世界地图。肤色呈色谱渐变，纯巧克力黑，牛奶巧克力黑，米色黄，米色白，雪色白，就像排列组合，混出想不到的可能。而耳朵听到的，除了英语，还有熟悉不熟悉的各种语言，简直就是手机里的语言选择列表。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把世界分成好几拨扛回来，种子般洒遍大街小巷。远方文化的生命力，由此生长，茂盛，放眼 1千5百多平方公里，每一个角落，都绽放着包容。
但倘若把这座城市立起来看，最核心的阶级制度，千年都未曾变化。金字塔顶端永远是女王以及王室人员，下面有分贵族，商人，中产阶级也有分层，upper，middle，与lower。国家首领几乎清一色是白人，伊顿剑桥出身，根红苗正，就像一定注明出处的古董。扫地开公交车的，大多是黑人，口音歪歪扭扭，就像小孩子写的字，永远沉在低端working class。英国人对阶级有迷一般的执着，还专门有书籍介绍，好像Kate Fox 的 Watching the English: The Hidden Rules of English Behaviour ，从谈吐，衣着，喜欢开的车，平时去的超市，所有社会活动都隐藏着阶级秘密。所以英国人说： You can always tell a man by his shoes”(以鞋观人）
我最喜欢的，倒是伦敦的文化氛围。这里有世界级别的剧院，芭蕾舞团，也有闻名于世的博物馆，私人珍藏，还有野花一样，随处盛开的小型展览与演出。艺术是这座城市的经脉，水灵灵地贯穿在大街小巷，伸手就能触碰。我也趁机好好过了把艺术瘾，做过行为艺术，当过小剧场舞蹈节临时演员，算是玩过跨界。
当临时小剧场临时演员，后排左三
但我最需要的，依然是一份正经工作。不用愁身份了，但独守空房的寂寞，我是怕了。
投出几分简历都无果，自然想起老东家IKEA。看到物流部在招人，便去申请。爽快按下“提交”，简历携着希望，冉冉飞起。
我有预感，宜家伦敦之旅，即将开始。只是没料到，这段路程，走得比铁人三项赛还累。
好像走错地方了。
几步退出玻璃自动门，把门牌又扫了一遍：IKEA Wembley co-worker office。
没错。
可哪里不对劲？
满屋子黑压压一片，聚在宜家办公室前台大厅。人多，肤色也浓。其中搀着几个白点，低声用类似俄语在交谈。每个人都打扮的异常随意，T恤衫牛仔裤球鞋，与其说来面试，更像准备来干活的。我蹬着黑色小高跟，咚咚咚走到一个角落坐下。一个奇怪的泡泡，在脑袋里吹起来： 我好像成“白人了！”
提交申请后一个星期，我便接到面试通知。欢欢喜喜找出西装裙子，心想以经验与资历，第一关肯定没问题。
确实没问题。
群面很简单，玩了些游戏，回答了问题。半个多小时过了，负责人说回家等通知，便各自离开。一回头，人流一下散去。只剩我最后，慢悠悠地收拾，脑海里重温曾经office lady岁月，大摇大摆走向门口。
“Tong！”
有人认识我？
回头一看，是物流经理，刚才自我介绍过。
“有什么事吗？”我仰着脖子回答，看到他胸口挂了牌子，写着： Patricio。
Patricio
“我觉得你并不适合来这里工作。建议你去销售或者其他部门。”
“为什么？”
“这份工作需要通宵。”
“可我不介意啊！”
“还是找找别的吧。”
我没搭话，却好奇地打量起眼前这名男子。四十出头，正是花开灿烂的时节。他却浑然不觉，甚至还有点羞，不习惯成为陌生女子的聚焦点。他说话很认真，像一个孩子，一本正经地在讲故事。他也在看我，眼睛灰褐色，睫毛一张一合，像飞蛾，安静停泊。
“谢谢你的建议”我说。
他伸出手，和我握了握，道别。我有点遗憾，以为和英国宜家缘分浅，哪知道一个月后，我再次披上黄色制服，大步迈向宜家大门。
开工第一天，迎面就撞上Patricio，感觉已像老朋友。
“欢迎加入宜家。”他说。“在销售部吗？”
“不是，在给一个新培训课程帮忙”我有意把音量关小，才说：“是打杂的实习生。”
说实话，这个牛皮藓一样顽固的身份，我多少有些厌倦了。27岁，同学朋友都走在光明开阔的升迁路上，我还在围着复印机团团转。每天任务就是复印，装订，除了报销路费与午餐，毫无分文所得。但我就图来这里沾点人气，心里也憋着“不甘心”，坚信有一天，总可以摆脱这种边缘身份， 名正言顺回到宜家。所以，我不想轻易放弃，起码在最优选项出现之前。
再说，在IKEA Wembley工作，比东京好多了。这家商场虽然临近全英国最出名的Wembley 大球场，却带着很深的西班牙烙印。店长来自马德里，HR经理巴塞罗那，Patricio来自塞维利亚 （Seviila 西班牙南部城市），还有因为国内经济不景气，来伦敦讨生活的西班牙人。他们的性格如其语言一样欢快，脸上总带着地中海的阳光。工作虽算不上称心，起码认识几个西班牙朋友，早上互道一句“Hola！”，午后一起喝杯咖啡，日子过得还愉快。
我也开始适应了伦敦的阴雨天，发现fish and chips其实很好吃。天空虽然总是被警笛呼啸划破，伤痕累累，生活还是有了久违的规律。早上上班，晚上回家，九点准时蜷缩在沙发上，看BBC节目。安逸来得如泉水汨汨，我的世界，到底恢复了宁静。
然而，宁静后面，必定还跟着暴风雨。
初冬的一个晚上，我和布生一起下班。
来到家门口，钥匙插进孔里，一扭，咦？怎么开不了？
“可能又是天冷，木门冻得变形了。你再用力推，” 布生说。
我又试了几下，可怎么推都没用。
布生也过来，推了几下，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
门从里面被反锁了！
有贼！
我们赶紧从玻璃往里面看，黑咕隆咚的。应该早就离开了。行窃时怕有人突然回来，所以才反锁。
无论如何，先得进屋。
幸好，后花园与旁边房子相连。敲开邻居的门，一对男同志，平时打过招呼。他们一听状况，便主动帮忙，跨过围墙，从后门进我们家，把前门打开。
一进屋，我只觉得房子在颤抖，因为恐惧。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粗暴地侵犯了这个私人空间：音箱柜门无理由地敞开着，成堆衣服被扔在地上，本来立着好好的扫把，球拍，全横卧在地上。时间紧迫，他们像饿得发疯的动物一样，使劲用爪子刨。最后猎得三台笔记本电脑，慌忙逃窜。
大概等了快一个小时，警察才到。
按照程序做了笔录，两个警员问，还有没有丢其他值钱东西，珠宝什么的。我说没有。他们说，之前有两家，都是金饰首饰被盗。
“我们是第几家？”我问
“今晚第四家。”警员回答，头也不抬。
我用纸擦了擦眼泪，心里顿时没那么难受。电脑里虽然存着所有照片，好歹我们都安全。而且笔记本一台是中文系统，一台是日文系统，估计要想卖掉，贼还要花点力气。
警员离开后，收集指纹的专员午夜才来。用刷子在光亮表面上刷了好一阵子，得出结论是：贼作案时，应该带了手套。
东西是追不回来的。但究竟是谁干的呢？我们有所怀疑。花园后面是铁路，平时连个影子都没有。谁会知道我白天不在家，而那天正好后门没锁？
第二天，房东没有电话打招呼，就来家访了。当然，他不是过来讨论“谁是凶手”。
“我来看看房子。” 他一进门便说，连英国人最爱的“how are you”都省了。
房东的正业是卖拳击用品，听说还和泰森对打过。
我那天开始发高烧，从床上下来，包着层层被子，坐在椅子上托着头，看他苍蝇一样满屋子飞。
“哪里损坏了？” 他问，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
“什么损坏了？”我说，只觉嗓子连着食道都在烧。
“中介说你们被破门而入了啊！破在哪儿了？”
原来，他以为贼把门撬了，心疼房子，赶紧过来算账。
“一点损坏都没有。是我忘记关后门了。”
听到这个，他仿佛有点为自己庆幸，口气松动了些。
“你们没关好门，当然招贼了。”
他走到到厨房里视察，循例检查般，希望发现点什么，最终落空，正准备转身告辞，一只灰猫穿过，后面跟着一只黑猫。
“这里到底有多少只猫？”
租赁合同上说明不能养宠物。但当时的中介，一位身材高大，说话耿直的女士，说在英国，动物应该和人有同等权利。于是替我们争取了一只名额，隐瞒了另外一只，反正房东不会随意查房。
“当初为什么骗我？” 他质问，“你知道我可有权把你们赶出去？”
他瞪着我，那双眼睛，曾经与泰森四目对视过。
我不怕，家里最值钱的东西都没了，大不了一拍两散。勉强把自己撑起来，一字一句，我把最后原则，兵器一样亮出来。
“先生，是我们不好。对不起。您来这里，连一句问候都没有。那也算了。今天是我的生日，还顶着流感高烧。如果您要发火，改天再来，我绝对奉陪。但今天，就是没门！没门！！”
房东怔了一下，仿佛没料到，本来又瘦又生病的对手，突然变身成绿巨人。他突然柔下来，就像猎人本来瞄准了猎物，可心一软，改变主意了。
“那我再和中介沟通吧。不要再骗我了。”
“我们没啥其他要骗你的。”说完，我笑了笑，他也笑了笑。
临走前，他说take care，还祝我生日快乐。
合上门，我一头倒在沙发上。生日果然是我的咒语，每年都过得糟糕。家里还残留着狼藉，我没时间也没力气收拾。2010年快点过去吧，连同什么病毒，统统滚蛋！
头疼得更厉害，四肢也疼，闭上眼睛，任由意识徐徐上升，又重重跌落，掉进梦网里。
我梦到一个美好的2011年。
元旦假期结束，我带着还有点沙哑的嗓子，回到实习生生涯。新电脑已经运到，用起来比原来顺手多了，真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被打乱了一些时日的节凑，又重新找回规律，我依旧上班下班，只是感觉身体些许陌生，说不上哪里不对劲，唯一可以点名道姓的症状，就是疲惫，茂盛得如春天的花朵 ，每晚九点，准时绽放。
“也许你还没从流感中恢复过来吧。”布生解释说。
我们并排坐着，他看报纸，我在清醒与梦境中穿梭，要狠狠掐自己一下，才可以把对话继续。突然，我闻到一股香味，睁眼一看，是布生手中拿着的巧克力奶油蛋糕，正往嘴里送！
“我也要！”
“可你平时不爱吃甜食啊？”他惊讶地说。已习惯了独享，很不情愿分出一块给我。
“恢复需要糖分嘛。”接过来，张口咬下去。
奇怪，怎么那么好吃？
复印任务快完成时，培训课程也即将开始。我终于可以道别复印机，被分配到新的工作，例如布置场地，与餐厅部门确定茶歇。我喜欢和人打交道，只要不用天天对着机器，就很开心。虽然转正还没有着落，每天依然辛勤干活，争取留下好印象。
一天午后，我来到办公室。走到平时坐的位置，发现桌子放了别人的东西。文件夹整齐码好，笔记本电脑放中间，俨然已经安顿好的模样。办公室有调换位置的习惯，我明白，可也不提前通知一声？
没说什么，我只在心里念叨了一下。想到还约了餐厅部门经理开会，便赶着拉开桌下抽屉，好取回自己的物品。’
可是，拉开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全是新主人的东西。
我的呢？
四周扫了一圈，才发现，属于我的，不知道被谁随便一放，零散堆在靠窗的角落。几只笔，一个记事本，还有一些写了字的纸片，名片，像无人认领的女尸，身首异处地赤裸地曝露在阳光下。
心一沉，我赶紧走过去，一边收拾，一边要找到负责人。这样随便挪动他人物品，在哪种文化都说不过去啊！
办公室里只有四五个人，一眼发现office admin，一个印度男人。我着急要讨回公道，修辞什么都忘了，冲到他面前，语句脱口而出，就像端上一锅还带着滴着血的红肉 。
“你为什么没征得同意，就随便挪我的东西？”
慢条斯理，印度人把脸从电脑屏幕前转过来，向着我。他显然没有注意到我的怒气，仿佛被我打扰了工作，用念说明文的语气说：
“这是办公室规矩，所有人的位置都可以挪，店长也不例外。”
然后两只手还向外伸了伸，好像这种行为，没有任何值得我挑剔的地方。
我并非无理取闹。
如果他道歉，我立即作罢。但这软绵绵的解释，瞬间把火炉推到max，火星唰地一下，成了燎原之火。意识还没反应过来，一只发了狠的猛兽，完全把我控制住。
我撕喊起来：
“那你去挪店长的啊！尊重，你懂吗？别人的隐私，你懂吗？要是这里面还放了卫生巾或者其他女性用品呢？就被你随便扔哪儿！来来往往的人都看见？！你侵犯了我的隐私！我的隐私！”
印度人盯着我，嘴巴空空的。他大概开始后悔了，早知道说几句好话，把这个实习生给打发走。但这时候道歉，又太失尊严了，只好开口辩护：
“你新来的，不知道规矩。从来都是这样的啊！”
“胡扯！……”
“发生什么事了？”
是Patricio！
不知什么时候，他站到了我身后。练过橄榄球的身材，仿佛给我已经凌空的天平上，添了一个重重的筹码。就像多出一个救兵，来解围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孤军奋战。想起这些年来的委屈，不满与抑郁，与这一幕交加在一起，全像来讨债的冤大头，灰头灰脸聚在半空中，形成一股低压气流，坠在心口，喉咙。我知道，只要嘴巴忍不住一松，眼睛一眨，悲痛就要倾泻而出。
所以，我咬紧牙，说：
“你自己问他！”
然后，摔门而出。
身后，留下一地惊愕的下巴。
Patricio坐在我对面，看我忙得用手又是擦眼泪，又是擦鼻涕，便从口袋里翻出纸巾，递过来。我抓起几张，罩住鼻子，噗嗤噗嗤擤了一通。
从办公室里跑出来，本想躲在没有人的餐厅角落，畅快地哭个昏天暗地。刚找到适合位置，他就追上来了。我很想说“谢谢”，但泪腺就像开关坏了的水龙头，不停注水入口腔，一张嘴就把我淹没。他没有说话，任我抽泣，仿佛知道悲伤也有刻度，排空了才痛快。
过了许久，他终于开口了：
“你知道IKEA Wembley以什么出名吗？”
我摇了摇头。
“办公室政治。”他说，“你是实习的，店里又没有其他中国人，肯定欺负你。”
其实，我想笑，因为Patricio的英语，说得快时，就像在讲西班牙语，调子偏得很滑稽。但这句话，又撩起来刚褪去的委屈，潮水再次翻滚。
“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抽噎着说。
“那你想要什么？”
“做摄影师，还有作家！”
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看了看落地玻璃外的夕阳，呼了一口气，再转回来，说：
“你太急了。想一步到位，不可能。” 他伸出两根食指指头，分别点在桌子上下两端，“ 这是理想，这是你现在的位置。从这点到那点，中间还要走很多步。你需要多点耐心，把路途想好，再一步一步走完，知道吗？”
我点了点头，虽然几句道理，拉不下我的心高气傲。但心里顿生感激。我一直记着这段话，也记得那天的夕阳，透过落地玻璃照进来，金灿灿一片。
离开前，他抱了抱我，提醒第二天去道个歉。我挥挥手，只觉眼角，又涌出一股温热。
HR嗅觉果然异常灵敏，马上找我去谈话。经脉相连的办公室，早就给他们提供了好几个高清版本，无论角度从上还是往下，反正我在宜家的命数，估计凶多吉少。没有人会在乎一枚小实习生—-让她自生自灭吧。
我没有争辩，平静道了歉，为自己鲁莽的行为。谁对谁错，有没有工作，无所谓了。此时此刻，什么都比不上来自身体的紧急信号：
月经，迟到了。
一定是累，又或许是压力大。才迟三天嘛，很正常。我极力安慰自己，尽量不往“怀孕”这个方向想，就像在和自己玩打青蛙游戏，一个念头冒出来，马上打下去。
再等等吧。肯定会来。
四天，五天，六天，七天！
实在坐不住，悄悄去找前台女孩打听。她已经八个月，肚子把制服撑得都上天了， 每天笑眯眯地和我说早安。
“你的胸胀痛吗？”她问。
“痛。”
“肚子胀痛吗？
“痛。和以往例假前症状一样啊！就是特别累。”
“嗯……”女孩想了想，又说，“那口腔呢？有金属味道吗？”
舌头绕了一圈，好像没有，那就没怀孕？
“你还是查一下吧。没有，最好，如果是，那就早点接受，开始下一步。”
当天晚上，我在药房，买来验孕棒。以前总觉得这一幕只发生在电视剧里， 没想到这一刻，也轮到自己， 坐在马桶上，手捧着未来， 向左还是向右， 即将揭晓。
沿线撕开，塑料包装发出清脆的声音，就像在打开零食糖果，但我一点都不期待。抽出一根小塑料棒，形状像电子体温计， 只是一边是刷子， 用来收集液体。我把仪器置于身体下方，第一次如此专注这个最日常的排泄行为， 心里不禁一笑。拿出来，一手扶着， 眼睛死死盯着中间显示框框。 只见水分如绣花布鞋，小碎步， 不慌不忙，漫过中间纸片。
一条红色竖线出现，然后蓝色。
代表什么？
连忙从垃圾堆里翻出说明书，迅速扫到结果那一行：
我！怀！孕！了！
天啊！
厕所门外等着的布生，看着我红着眼睛出来，也猜到结果。他知道我的愿望清单从来很长，但“做妈妈”这项从来没上过榜。他上来抱着我，耳边轻轻地说：
“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
“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我明白。”他说。
独自坐在客厅里，没有开电视，也没有开灯，可以听到窗外，布生发动了引擎，轮胎摩擦渐渐遥远。黑暗中的思绪，像千万条电鳗，在不规则游动。我才想起，最近出现的嗜睡，喜甜，情绪波动，原来都是点，串起来就一目了然了。体内每个细胞，早就翻天覆地，只有我，还一直蒙在鼓里。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皮，低腰牛仔裤线上，一截雪白，平坦光滑。还是一个少女，我想，每天在镜子前，摆弄性感姿势。要不是亲眼看到那两条线，我很难想象，此刻肚子深处，真的有一颗米粒大小的心脏，在扑腾扑腾跳动。
“很难想象里面真有一颗米粒大小的心脏在跳动”
就要做“母亲”了。这个本应最熟悉的词汇，面对面时却难以定义，就像走得太近，看不清。我只想起自己的母亲。她爱我多过爱自己，省吃俭用，送我学跳舞，上好学校。我做不到。我自私，我自恋，我爱喝酒，我爱自由，也爱说走就走。没有养活过仙人掌，也没有正式工作。这条生命却挑选了我，意味着什么呢？
我需要一点理性。
拿起电话，打给在德国的闺蜜。她在电话那头，听我又是哭，又是笑。我说我害怕，这一条未知的路，我还没准备好。
“You will never be ready. ”
“Will I make it alive?”
“Yes, you will be fine. ”
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