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姐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姑姑,是78年的大学生,华中师大数学系。她是从一所“老乡中学”考过去的,“老乡中学”的学生大多是本地人,几乎不教文化课,分为“文艺班”和“种菜班”。
“老乡”,在我爸少年的生活里是一个特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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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基于毛泽东“预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三线建设要钻山、钻洞”的理论,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建立了,简称“二汽厂”。
年少的我爸跟着我爷爷奶奶到了“二汽厂”,厂里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特别是“一汽”所在地沈阳,以至于我爸从小浸润在东北话的环境中,到今天还会有人根据口音猜测,我爸曾在东北生活过。
在二汽人的观念里,十堰本地人,是“老乡”。
二汽人面对十堰当地“老乡”,有种莫名的优越感。他们不遗余力地嘲笑当地口音,不厌其烦地带着夸张的坏笑模仿。
我爸老郭就是其中活跃的一员。
“二汽厂”不仅仅是个工厂,还是大而全的生活社区,有子弟学校,从小学教到高中。那时的学制是这样的: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77年突然恢复高考,学校改了学制,初中两年改成三年,于是老郭读了一半高一,又回去读初三。
整个少年时期正处于特殊时期,老郭和他的同学们其实没正经学什么。
子弟学校很多老师可能就是厂里工宣队的工人,大部分时间带着学生“学农学工”,能读到的书也没有几本。老郭至今记得他第一次读到《海岛女民兵》时的陶醉和激动。
老郭是好学生,一直都是,虽然他常常跟我开玩笑说他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听不懂数学课。但每每他写了作文,语文老师就要牵着他的手,带他去每一个班级朗读。
1979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那一年高考仍面对社会生开放,在铁路运输处工作的大姑,给还在读高一的老郭报上了名。从没上过历史、地理课,也没正经上过物理、化学课,综合考虑下来,老郭选了文科,想着自己借本教材看个两个月。
就这样随便一考,居然就考上了。
那时候,战绩较好的向来是老县中,比如荆门的某个县中,他们有点传统。而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厂子弟学校,历来“剃光头”(那时候称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为“剃光头”)。我爸学校知道了他考上大学这件事,立刻大为重视。
左邻右舍都羡慕老郭家,有一个大学生我姑姑,一个准大学生我爸。这使得老郭的父亲,我的爷爷,在他那个压抑的单位里也有了片刻的荣光。大家都鼓励老郭,高一就能考上大学,好好准备一年岂不是会大放异彩。
学校也似乎是为了他,专程聘请了历史老师、地理老师和新的语文老师,还新成立了文科班。在此之前,子弟学校正经课程只有政治和“语数外”、物理、化学,没有文理分班。
2
那时的老郭不满16岁,是个叛逆少年。他留着长头发,穿着粉绿色的褂子——没有一个男生会这么穿。
文科班开班是历史课,恰逢原本的化学课,好几个同学都去文科班教室上历史,老郭硬是“有个性”地坐在化学课堂上,岿然不动。化学老师盯着他看了整整两节课。
后来,还是另一个老师找老郭谈话,劝他去了文科班,还让他当了班长。
文科班只有八个学生。上历史课,老师就让大家拿出尺子在书上划线,然后便是死记硬背。地理课也差不多。有些部分老郭学得挺困难,比如日期变更线。
值得一说的是语文课。第一节课进来一个老头,胡子拉碴,头发蓬乱,衣服是褴褛的,说话有浓重的河南腔。大家从小就知道,这老头是学校里一个烧煤球的工人。
可是一上课,老郭被惊到了。
原来这位语文老师名叫张震山,北师大中文系出身,古代文学功夫相当扎实,因被打成右派来到这里。
然而这一年,老郭却没有好好学习。
一方面,青春期的少年持续着叛逆。他感觉自己深深关心着国家、社会,想要弄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他听说了《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书名,想要借来阅读,但始终没有找到,只能仔细阅读《共产党宣言》作为替代。他激烈地跟同学辩论,心思全不在学习上了,而同学只觉得他装逼。
将近四十年后,老郭告诉我:“当时我是一个刚有了一点启蒙意识的愤青(愤少),特定的年代(快到80年代了)。”
而另一方面,情窦初开,他单恋上了跟他一起学小提琴的四年级女生,写了一封又一封感动了自己的信。
第二年参加高考,老郭只考了366分。没比第一年提高多少。
失落的老郭开始报学校和专业。
在工厂社区长大的学生对大学根本没概念,上大学已然是最大的梦想,似乎大学不分好坏。老郭找了人参考,估计能进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大)等几所学校。
那时跟现在的观念不一样,大家还没有管理、经贸的概念,只觉得数理化、文史哲是好专业,比如77年北大最高分的学生进的是历史系。
老郭坚决不报“湖北财经学院”,还给它起了个“胡得财”的暴发户式名字,觉得很庸俗,选了武汉师范学院。隔着四十年,老郭有几分嗟叹,如果那时候上了“中南财大”的前身,现在是如何光景。
到了选专业的时候。政治专业老郭自然是反感的,于是就报了中文,中文招生多。因为师范生提前录取,老郭被录入了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
1980年高考,全国同卷不同分数线,湖北省的分数线在全国数一数二,文理科不分开录取,录取率只有2.6%。
那一年,老郭所在的厂子弟学校不仅没有“剃光头”,还有三个学生考上了大学。这个成绩,从前没有,之后也再也没有过。
3
一进大学校门,老郭就流泪了。
虽然一直被灌输“武师、华师、武大中文系,不分彼此一样好”,也知道那时武师存留着好几位老先生,是真正有学识的人,但这个所谓“省城”的学校并没有博得老郭的好感。“省城”对于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厂子弟而言,是没有吸引力的。
在华师念书的姑姑来接老郭,老郭才发现华工、武大、华师都在一片儿,而武师跟其他几个学校在另一区,校园还很小。
最让老郭失望的是生源构成。
那时一个寝室七个人,老郭惊讶地发现,室友大多都是“老乡”:“原来全国到处都是‘县’,而不都是‘企业’,更加不是二汽这种超地域的‘移民企业’。”
叛逆少年更加孤僻和苦闷了。
到了大四,国家分配工作,基本遵循“哪儿来哪儿去”的原则。鄂西北被认为是湖北最贫困偏僻的地方,“二汽厂”又常不作为一个独立的招工单位。也就是说,老郭好不容易上了个大学,还要回到被“二汽厂”人不待见的十堰当地,整日跟“老乡”打交道,这让他感到绝望。
老郭成绩不错,算个学生尖子,按理说是有可能有别的选择的。但辅导员会觉得,从鄂西北来的人都不回去,要想安排别的地方的人去,就更困难了。辅导员不会了解“二汽人”内心的优越感。
老郭试着考中山大学文艺学的研究生,失败了。后来老郭才知道,那个导师是一个非常左派的人,而自由惯了的老郭显然不是。
于是老郭服从分配到了襄阳师专。其实那段时间,湖北人民出版社等一些单位几次想要他去工作,但是学校就是不肯放人。仍旧留着长发的老郭非常单纯,他从未在这方面做过任何努力。
到了真正“老乡”的聚居地,自然,老郭更苦闷了,还想考研跳出这个地方。可是那时非应届考研都是单位“委培”,读完研究生还须回来工作,不能真正起到“逃离”的作用。刘震云小说里的《单位》,控制人的一生。
但非常偶然地,老郭有了一个机遇。
几年后来了一个新校长,大兴土木把学校的钱花光了。单位没钱送老师去委培,又最终没拦着考上了天津师大、愿意自费去读研究生的老郭,老郭重获自由,成了不需要回单位的“社会研究生”。
如今,辗转福建、江苏多地大学,老郭教了二十几年的现当代文学,也成功给我赠送了身份认同困惑——跟着老郭辗转的我,可以说是很多人的“老乡”,又很难说是任何人的“老乡”。他一直希望我能走得更远些。
老郭常向我抱怨他的学生:为什么现在的学生,高中学了那么多东西,来了大学以后还是这么差?字也写不对,话也说不通,读了四年中文系,写出来的论文还跟家庭妇女点评电视剧似的。出一道看作品写作者的填空题,竟然在每部作品后面都蒙“张爱玲”。
抱怨得多了,他也渐渐有了自己的答案,屡次对我说:
“那时候我们高考,全国的总录取率是4%,能上武汉师范学院的人就已经是前2、3%了。而如今,学校扩招,这个位置的学生起码能上到985。”
大约工厂子弟和早期大学生的自豪感一直伴随着他,在辛苦遍布的人生里。
写的挺不错。我在国外留学加生活10多年, 基本和作者的想法和感受差不多。现在也在考虑是不是以后要长期在国内生活。国内变化是很大, 但毕竟不变的东西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用词优美,行文流畅,读完久久无法平静。这些国家并不是可怜,而是不够强大,在世界面前,这样的经济体量根本连同坐一张桌子的机会都没有。虽然说经济全球化,但这种第三世界的国家,往往都是在边缘化,根本就没在一个圈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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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不会猝死吗? 超负荷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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