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采写 | 李依蔓
提到浙商“二代”，有人脑海里也许会浮现出“富二代”这个词。但在我的生活里，大部分所谓“富二代”的真实状态，不都像“浙商少帅会”一样顶着光鲜光环。
我出生在一个浙商家庭，父亲是做白糖贸易生意的，我的许多朋友们都是典型的浙商“二代”，家里多少有些产业。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家里有实业的就在家里帮忙，有的去考公务员，还有不缺钱但不知道该做什么的“闲散人员”。
前几年浙江地区高利贷、地下钱庄的风潮很盛，很多人就靠把钱调来调去地活着。
那时是个人好像都能把钱拢一拢借出去收利息，不知道大家钱都用到哪里去了，一开始几万，到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很快人就不满足几百万，一千万也敢做。数额越大，链条一旦断裂是很可怕的。
我们有个说法叫“上高速”，就是说欠钱的人跑了。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男人跑了，老婆孩子留在家里，坚持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坚定地活下去，还有一种就是全家人一起跑了。所以大家看到欠到不行也是没什么风险，最多就是“上高速”。
久而久之，人心欲望越来越大，越来越难填平，大家都失去正常人怎么花钱的概念，消费观都是凌乱的。
而我过去的8年，就和超过2000万元的债务有关。
在外漂了6年，回国3个月后我就闪婚了
浙江的爸妈其实不希望孩子往外跑，特别是女儿，浙江比较富庶，生活更舒服。
但由于高中偏科严重，没考上理想大学，2002年高中毕业后我就去新西兰了。那时出国留学的人还不多，更不用说新西兰，很多人连澳洲和新西兰都分不清楚。
在新西兰我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不是缺钱，而是想多些社会实践。我本科学的旅游管理，毕业后我回国进了家杭州的大型旅游公司实习。国内的旅游行业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做了几个月，我决定还是回到新西兰，后来在奥克兰一家旅游公司工作，同时兼职自己的小生意。
2008年，那时我已经离家6年，作为独生女，爸妈虽然没明说，但还是希望我回到他们身边。正巧那时在新西兰的生意转手卖掉，我立刻收拾东西，在08年中秋节前回到了爸妈身边。
回国后我暂时不知道做什么，想先歇一歇，但这样的状态在爸妈眼里就是无业游民。虽然嘴上不说，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担忧。他们希望我事业和家庭，总要有一个先定下来。
那时之前在新西兰的前男友给我发了邮件，问我愿不愿意结婚。之前和这个男生交往时，我就觉得他是适合结婚的类型，踏实稳重，和我的性格很互补。他也是浙江人，在距离我家车程4小时的城市，当年念书念了一半就回国，我们才因此分开。
既然交往时就觉得是适合结婚的对象，现在对方又提出结婚，我就同意了。我的想法是，既然爸妈说事业和家庭总要先稳定一个，那先稳定家庭吧。
爸妈之前也知道这个男生，他们对这段婚姻的态度是“我愿意就行”，没有任何需要对方买房、买车的条件。他们还因为担心我嫁过去和公公婆婆住不习惯，给我钱去男生的城市买了一套房，好让我们两个人单独搬出去住得舒服些。
9月回国，12月我就闪婚领证了，特别快，然而我的婚礼却拖到了2013年。
现在回头再想结婚这个决定，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但的确当时这些事就是这么发生了。比如公公婆婆从来没提起给我们准备什么，比如结婚前老公没有主动提过家里的财务状况，我也没有主动问，以为人不错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公公是开纺织工厂的，老公不想掺和家里生意，就和朋友合伙开了个外贸公司，少量管管公公的工厂事务。结婚后，我也利用外语技能，成立了自己的外贸公司。
没过多久，公公的工厂就时不时需要钱周转，说工厂遇到点问题，发不出工资。一次两次可以，但次数多了我就发现不对劲，借出去的钱回不来，包括妈妈给我生活和经营生意的钱。
问了老公他才说，当时民间高利贷非常火，公公也受到影响，工厂的钱都借出去了，导致财务危机。但我不知道的是，老公和公公没有对我全盘托出，我也没觉察出问题，只当是做生意多少都会遇到状况。
结婚半年后的一天，公公把我叫去办公室，说想以我自己的公司名义，用工厂抵押去贷款100万。现在回头看，我其实是被绑架到了一个商业债务链条里，但当时太年轻，还以为都是家人，没关系的。
新婚后半年，这算是我和公公的第一次正式长谈，竟然不是和婚礼有关的事，而是以我的名义贷款100万。
家里被泼红油漆，黑社会坐在我的办公室
那次长谈之后，我就到工厂里上班了，先从接管财务开始，老公负责工厂的业务。
依照我的性格，既然管就要彻底管清楚，工厂一直有利润点地在正常运营，为什么会入不敷出？我从辞退出纳开始，理清账目、出入货统计、应收应付账款等等，每天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如果有人来找我要钱，我就去查这个单位和工厂往来的所有账目，有十年我就看十年的。
慢慢地，工厂的情况摸清楚了，更多问题也浮现出来。
厂子以前是国营的，体制转型时公公因为能力不错把工厂盘了下来，但工厂性质仍然是无限责任公司。也就是说，如果一家公司欠债，有限责任公司追讨到一定额度就会停，但无限责任公司是没有底的。这本是早就该转的事，但公公一直没转，工厂对于他来说就是个可以每天去晃悠晃悠，为他持续赚钱的地方。他更享受和朋友们吃吃喝喝，听别人叫他大哥。在商业上他是和时代脱节的。
大部分债务，是在公公“当大哥”的过程中欠下的，他把自己的钱拿去借人，把工厂赚的钱和该付给供应商的钱拿去借人，向别人借钱来拿去借人，把能抵押的抵押给银行来借钱。公公既是放债人也是欠债人，并且放出去的债没字据，欠别人的钱反而有证据。
更可怕的是，公公对总共欠下的外债数额没有统计，这对于一个“无限责任公司”而言，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那时要债的人，已经到了24小时随时打电话催债的程度，还有人去家门口泼红油漆。办公室里，催债的黑社会就坐在旁边看着我工作。以前以为黑社会都凶神恶煞的，其实没有，他们还带着本《读者》，连水都自己带，就坐在办公室里等。
这种时候公公一般会提前打电话给我们，说你们小心点，听说今天会有人去，但自己不出现。
债务影响到了工厂正常运转，我从只管财务，慢慢开始接管厂里的实际经营，每一笔钱怎么用都很难抉择。
比如买包装用的纸箱，5000元的货供应商非要收10000，另外5000是付旧账的，我们可能之前已经欠了一年的货款，不然就不给货。我也是倔脾气，你不卖给我，我去其他地方买。那时淘宝、阿里巴巴已经很方便了，哪怕运费贵一点，起码我用5000块钱能让生产接得上。
我们家也是生意人，从小爸爸给我的观念是生意是活的，公司壳子是死的。我要救这个家，救这个工厂，就要救还活着的生意。
于是我又以个人名义注册了一个有限责任的工厂型企业，慢慢把原本工厂的业务、有效客户转移过去，供应商也一家一家地死磕，和人家说现在我接手管工厂，钱不会不还你，但要先让我过这一关。
工人是相对难解释的，他们习惯了公公宽松的管理，当我为了降低废品率和提高毛利率而施行更严格的制度时，全厂罢工。怎么办？我只能给罢工时还坚持上工的工人双倍工资，熬过24个小时，其他罢工的人就都回来了。再后来，工人们也知道我的用心，会主动和我说老板娘你拿钱先去进料，我们工资晚一个月发没事。
除了这些管理的事，还有很多复杂的银行贷款事务，比如为了多贷出一些钱而在不同银行间转贷。假设工厂抵押在A银行已经贷款了350万，这时候B银行说如果你转过来，我能给你贷400万。我们没钱还A银行的350万，如果要转贷，必须和B银行协商，上午提前从400万里拿出350万还A银行，解除抵押，下午再办理B银行的贷款。
这个上下午的时间差里，公公让我担保签下了欠B银行几百万的欠条，假如这笔钱没有用于处理A、B银行贷款转移事宜，我必须偿还B银行全部数额。副行长把纸和笔放在我面前，我想都没想就签字了。
那时我才25岁，那么年轻，很多事情都不会往深了想，刚回到国内，刚新婚，就卷入了那么多事情，处理完一个问题，那边又冒起一个更棘手的状况。当事情多到一定程度，人是来不及恐惧的，我是一个有状况就往前冲的急性子，出于对家族的责任感，像陀螺一样不停转，只是凭着直觉去应对。
只有在事后回想起来，才会感到害怕，万一黑社会真的做什么伤人的事怎么办？万一资金链真的断裂，说签就签的几百万欠条怎么办？
当我独自面对这些事时，老公都不在我的身边。一系列不知道该评价为莽撞还是勇敢的行为，把我推向了债务风波更深的地方。
直到土地被拍卖，我才知道债务不止2000万
爸爸妈妈给了困境中的我很大支持，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让我周转，厂子一步步慢慢正常运转了起来。
但很快，又出现了更大的危机。
2010年底，我们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因为告我老公和公公的人太多了，法院判决要把工厂所在的土地进行拍卖来偿还债务。
活的生意能转走，但工厂土地没办法，只能另外租新的厂房，因为生产不能停。于是我必须算好时间，在法院拍卖日之前，里里外外的事都要处理好。
租新厂房也要花钱，买能够省去十几个人工的新机器也要花钱，旧机器不仅效率低还不安全，常发生切断工人手指的事故。另外搬厂的消息传到债主耳朵里，他们的心态就不稳定了。我们还没开始搬，风声传出去，就有人找推土机往我们门口倒土，不让我们出门。
同时，我们还面临最后一笔老厂的银行贷款要还。
最后这笔贷款30万左右，虽然数额相比起之前的贷款算小的，但对当时的我们也是很大的压力。公公和往常一样说他来想办法，结果在还款截止时间前几小时才告诉我，不行，还不上。婆婆拿出压箱底的古老定期存单9万，剩下的钱在我爸妈和各地朋友的支援下，在一个小时里凑齐了。
这样的“救火”情况，几乎每一次还贷时都会上演。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总觉得自己能搞定。公公不负责任地一次次“甩锅”，老公无能为力，独自处理这些杂事对我心力的透支，让我和他们之间的间隙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大。
工厂土地被以2000万的数额拍卖，法院把拍卖款分给上诉人，本以为这场高利贷风波终于宣告落幕。但没想到的是，竟然还有拿着欠条上门要债的人。
这意味着老公一家欠下的债务总额，超过2000万，而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我自己的钱，爸爸妈妈为支援我卖掉房产的钱，我们家买的房子拿去抵押贷款的钱，噗通噗通扔进这个深潭里，不过是激起了点水花。
那时不知道什么是商业绑架。现在看，他们当时对我关于实际债务情况的隐瞒，是影响我做决定的。影响我做决定就会影响我一生，影响我的家庭。如果这8年我陷进去，出不来了怎么办呢？
我觉得特别对不起爸妈，他们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生活，但为了支持我做我觉得对的事，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花钱、不敢生病，担心我需要用钱时他们没办法帮到我。
而在老公这边，也许是拍卖款缓解了一部分债务危机，一家人一下放松了不少，每天该吃吃该喝喝。状况缓和后，公公也没有因为我的付出而感激，反而觉得自己没有工厂可以管、可以晃悠而不开心，整天喝酒，一喝酒就容易摔跤，摔跤了非要跑到杭州看病，做检查也非要花一两万。我和爸妈因为他们欠下的几百万，他们更是从来没有主动提起偿还。
我感到心寒，看不惯他们这样，觉得对不起自己和爸妈之前不计代价的付出，和公公婆婆之间的矛盾升级到冷战状态。老公深知两边的情况，也尴尬地没办法协调。我有想过，不如生个孩子吧，眼不见不净，回新西兰生，在国内生不知道还要搞出什么矛盾。
可我又问自己，就算躲到新西兰，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过去几年，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我和老公之间谈事情多过于谈感情。我本以为这些年的辛苦老公能感同身受，但他稳重的表象背后，是得过且过的温吞。我们对于生活状态的认知上也出现了明显偏差，假设基准线是0，他认为我们已经从最开始的-8回到了3、4，而我觉得只是从-8回到了-1。
连基准线都没回到，怎么能开始谈享受？对现状都无法达成共识，怎么谈论未来？
结束8年的婚姻，在33岁时重新出发
2013年开始，我把工厂的管理托付给一个培养出来的可靠小姑娘，自己开始慢慢游离在外。
我回到过新西兰，去西藏转山，去北京看朋友，去加德都满，去云南参加公益组织的走访。我想在路上找到自己想要什么，越走我发现自己越不想回去。
自领证以来，我们一直没办婚礼，周围亲戚朋友总是询问“为什么不办酒”，这让爸妈很有压力。2013年奶奶去世，让我觉得更愧对家人，奶奶连我的婚礼都没有看到就走了。于是我决定在2013年底，回我的城市办一场婚礼，自己出钱，不让爸爸妈妈受到议论的委屈。
婚礼没有公公婆婆，只有老公和他的几个好朋友参加了，像是完成一件早该完成的任务。这桩心事了却后，我就开始考虑离婚。
老公当然是不愿意，可我也越来越觉得，有些裂痕却会横亘在将来的生活里，产生无法避免的痛苦。
那时新西兰的朋友准备做进口水果生意，问我有没有兴趣到上海工作。新西兰进口水果在2015年还并不多见，算是个蓝海行业，我喜欢充满挑战的工作，就接受了邀请。老公虽然不希望我走，但我们彼此都知道，我决定要去他拦不住，并且我一旦走出去，也许再也回不去了。
去年过年，我想带爸妈去旅行散散心，问他们想去西藏还是澳门。爸妈知道我之前去过西藏转山，结果两个人都说去西藏，而且还要求坐火车去。
去拉萨的火车只有Z打头的直达车，40多个小时，我和爸妈住在同一个硬卧车厢。那是自从我2008年回国，经历了那么多事之后，一家人第一次长时间待在同一个空间里的旅行，一起聊天，说些家常的话。
我站到过道里，看着车厢里的他们。离家很多年，真的很少有机会在同一个小空间里好好看过爸妈的生活。妈妈睡下的样子，爸爸望向窗外的眼神，他们细细碎碎的用餐习惯，熟悉又陌生。
就在去西藏的火车上，我和爸妈透露了离婚的想法。对于他们来说，什么都不重要，只要女儿回来就好。
这段8年的婚姻给我留下的债务，至今还有150万左右，都是我在协调工厂运转的过程中，以我个人名义欠下的。但我觉得即使有债务，也比继续在这样的家庭关系中纠缠要值得。
33岁的年纪，周围的同学朋友们都不仅生孩子，还大部分生完二胎了，我一个人重新出发，在上海打拼，把“卖水果”当做自己的新事业。
现在有太多的故事是关于大城市的人逃离北上广，到小城市甚至乡村去“寻找自己”。但我却恰好反过来，从小城市跑到了大上海。我喜欢上海的地方在于，这座城市一刻不停地变化，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在这里被包容和融合，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是价值观相对单一的小城市所没有的。
浙商“富二代”，在迷茫中寻找出路
有时我和爸爸聊天，会和他开玩笑说，我们这一代要做商业，比父辈难多了。以前只要有胆量就能挣钱，有胆量、够聪明就更能挣钱，但现在聪明够胆量都不行，还要掌握商业技术，要学习更多的东西。
正统的浙江商人是不投机的，相信有货才是实实在在的。这和北方生意经验不一样，北方可能觉得做一票大的，可以歇一歇，但浙江商人是宁可每天赚5毛钱，也要一直滚一直滚，相信辛苦钱的价值，重要的是累积和长远。
但现在的新一代浙商很少创业做实业，实业基本上是上一辈积累下来的。
我觉得并不是实业没机会，如果要在一个行业里做，就是要做精、做深，这个时代传统行业都在厮杀，能够创新留下来的，那就是一片全新战场了。但很多人都选择得过且过，总想赚点容易钱和快钱。这样很快就会被现代商业社会淘汰。
所以看到不思进取的“二代”，我会觉得有点可惜。
有一个朋友家里做布的，是最基础的白胚布，出口去非洲染色。在外人眼里看来很大的生意，但他家工厂里最多的就是他收养的流浪狗。过几年他结婚生子，等爸妈干不动了就接管工厂，那时候可能他都40多岁了，会不会觉得这辈子有一点虚度呢？还有的是家里爸爸有眼光，觉得儿子不能什么事都不做，就盘下一栋楼做酒店让儿子管理，儿子也不怎么操心，往携程上一挂就不管了。
他们的状态，代表了许多浙商“二代”的现状。因为有父辈的守护，我们过早拥有了优渥的物质生活，但却容易缺乏冲劲和闯劲。孩子混成什么样一部分取决于父辈的眼光，一部分取决于自己想不想折腾，如果自己想，爸妈即使没办法给你指明方向，也肯定会支持的，但很多人选择不折腾。
而且我后来发现，男性似乎更难突破。
一方面这些家族企业里的爸爸，有的其实不愿意放手，无论表面上是否放手，心里可能是不甘心的。而作为儿子来说，有的是不想或不敢承担不好的结果，有的是懒，懒着懒着就真的懒掉了，不愿意再动了。相反女性反而更能抗住压力，除了乖乖女，但凡有一点做事想法的女性，肯定能力都不弱，而且还有“大不了我就回家”这种心态保底。
最近我很多原来的朋友从浙江往上海跑，有的是家族企业大到要来上大型企业高管进修课程。履行完家庭的责任，他们开始思考“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他们会迷茫，想吸收新的东西，但没地方吸收，想改变，但暂时又缺乏勇气走出来。
我很庆幸自己还在“折腾”的路上，也对“稳定”有了新的理解。8年前的我以为结婚生子是稳定，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未来充满未知才是一种新的稳定。
写的挺不错。我在国外留学加生活10多年, 基本和作者的想法和感受差不多。现在也在考虑是不是以后要长期在国内生活。国内变化是很大, 但毕竟不变的东西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用词优美，行文流畅，读完久久无法平静。这些国家并不是可怜，而是不够强大，在世界面前，这样的经济体量根本连同坐一张桌子的机会都没有。虽然说经济全球化，但这种第三世界的国家，往往都是在边缘化，根本就没在一个圈子里。
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不容易
每一个新闻作品都不简单
只有不断充实自己，不断探索尝试，才能出好作品！
想去非洲开工厂，需要咨询
我也有非常類似的經歷，所不同的是對方是一個德裔的尼日利亚人。我损失的是对人的信任及美好情感
非常向往这样的生活
一直都认为人类努力读书工作
不就是为了想要有更好的生活
可是在我看来比起盲目的工作赚钱
我更加向往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工作和学习的压力下我感到很不安
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我喜欢不受束缚的生活
所以我一直很想用余生去看世界
不知道有什么建议
环球旅行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是总会考虑太多而导致没办法付诸于旅行。很遗憾
关于那900名战俘，我遇到金门的电瓶车向导讲解到，他们被移送到台湾本岛做农民，后来都有参与台湾的建设发展。
27岁遇到最爱自己的人，29岁分手，今年30了，也是对未来很迷茫，觉得会孤独终老。轻度抑郁，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好起来。
八个月之前高中都没毕业的我也因为不满于现状或者说为了逃避国内的高考来到了日本 来了才发现这边的生活也没有那么好 很多事情说不上一帆风顺甚至很糟糕 现在在准备考学了 希望我也能拿到早大的通知书
这样做，不会猝死吗？ 超负荷的运转
每个人的故事都很有趣，描写得也非常吸引读者，可惜每一篇后面都有若隐若现的居高临下、自视甚高的沙文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