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聋人父母,为我取名“音” | 三明治
即使我的父母是聋人,我也从未觉得自己和他人有任何不同。直到27岁的那次分手,让我突然意识到,我是有一个撕不掉的标签在。
每日书是一个中国人日常写作行为实验,各种身份的写作者每天在这里写300字,记录真实生活。
即使我的父母是聋人,我也从未觉得自己和他人有任何不同。直到27岁的那次分手,让我突然意识到,我是有一个撕不掉的标签在。
因为远离生死,能够见证那么多客人最美最年轻最相爱的时候——每当想到这一点,心中的热情又会被重新点燃。
每一种食物,只要它被一部分人接受,就一定有其存在的理由,而大点通过聚集文字和图片,放大了这种理由。
所以有人形容大城市里上班族的生活: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
我顶着北京的雾霾,每天在操场上跑10圈,跑到呼出来的气都变黑的,但饥饿感愈发强烈,肚子咕噜噜的叫声像小猫的爪子在挠。总是忍不住吃得更多。
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似乎忽然产生了些羞涩,不自在地把身子后靠了一下,低下头揉揉眼睛,才若无其事地继续了刚才的话题。
在美国没有法律规定,所以它们成精了。
“我追星只是想要表达支持就好了。有时候离太近看也没那么美好,或许自己喜欢的根本就是舞台上的那个人。每个人看到的那个舞台上的他都不一样。”
回顾29年,老李几乎没主动说过“我爱你”但他说的让我最感动的话是“你干活我心疼”
我想喝奶茶,可一打开这河南小镇的外卖App,只有“七点点”“星玛克”和“避风糖”之类的山寨选择。
在乡村生活与在城市生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没有什么不同,尤其在明月村。”
我们的故事“不会结束,还在继续,永远不会结束。”
我不觉得留在香港创业,和回到家乡做五子棋,这两件事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
深圳买房史刻着我的年轮。
我斩钉截铁地说出了那个“不”字,那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与自己的容貌焦虑症正面宣战。
母亲尴尬地笑了下,似乎不敢和我对视。“你竟然知道那是什么!”
走到外面的街道上,深吸一口新鲜空气。嗯,我应该是没有辜负在这里的每一天。
我才知道离婚证和结婚证的证件照原来是在同一个地方拍的。
外婆静静地坐着,春风拂过她皱纹更深的脸庞,感觉都有摩擦声。
每当换班时与大批工人从工厂走出来,我似乎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工业大生产是怎样得不可思议。
我每次多跑一小段,它就会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还可能再远一点。
我成功了吗?
这一切好像大梦一场,我几乎接完了一生的电话。
来到向往已久的小国度假,没想到参加了一场诡异的“面试”,也让友谊破碎。
大爷说,“我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是个挺厉害的古人,墓不能动的。”
表哥宁愿和同学混迹在街头,路过的时候掰下土墙上的碎石块,再把他们丢到墙那头,抽一根烟,大喊大叫、漫无目的。
蓝莓在我肩膀上狠狠的咬了一口,似乎想用此验证妈妈的存在
对我来说,他们不是一个大的政治标签,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
外派工作在印度洋小岛,我的生活乏味极了,幸好有“杀狗”和“滴答”
空气中响彻着警笛声,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
中秋的时候,小叔才会回家。
“有听说过死藤水么?”
有的男人真不应该在年轻的时候有孩子。
我想,我不再害怕死亡了。
我回头又看了一眼那家肯德基的店面,它小得几乎看不见。
老天给你加了一场跟魔鬼战斗的戏,你要斗志昂扬地,不断跟这个魔鬼拉锯战,最后输给他看。
我来到他的国,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
他深厚的爱、愤怒和无奈,都藏在食物里。
现实案件不像侦探小说,它是一张更复杂的网。
我发现,英语培训机构的外教们对自己教英语的态度也有些分裂:一方面,他们抱怨自己被人当作猴子,放在玻璃房间里展览,另一方面,他们又贪恋这份工作的轻松和钱来得容易。
我搞不懂他们对彼此的易变、暴力和互相折磨又互相依存的感情,亦不懂这样的婚姻里到底有没有爱。但我都发自内心地祝福他们,白头偕老,像当年结婚时旁人的祝福一样。
ICU里整个环境都是全封闭的,没有窗户,只能靠各个显示屏角落里的时间来分辨是白天还是黑夜。而睡在病床上的人,区分昼夜就是靠灯亮和灯灭。
在这边待了两个月后,我已经知道,最好吃的拉面馆在哪儿,抹茶甜品哪家强,每家中餐馆背后的老板都是谁。亲近来自距离感的减少,我好像走进了小时候玩的乐高城:我是市长。我知道这里的每一家每一户,每条街每个建筑。
“退伍了该穿什么衣服呢?这大概也是去年八月,临近退伍之时我的一大烦恼了,因为再也不能一年四季光明正大的不换衣服了,从女孩到女兵,从女兵到女人,身上的女性本能稍稍像闯入了春夜似的,稍稍复苏了起来。”
去耶鲁读博士前,听过很多吓人的传闻,比如每天看书都看得生不如死、一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一年都没有时间看场电影......我带着对传闻的半信半疑、战战兢兢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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