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脱维亚,我被卷入神秘的“面试”

 

 

文 | 刘小城

编辑 | 二维酱

 

 

 “你们真的准备就这样不辞而别吗?”我收到Juris的短信,“这次回拉脱维亚的三天主要就是为了见你们。”

读着接踵而至的第二条短信,我的心里有点绞着难受,尤其是想到Juris从他在美国工作的那个小城市回拉脱维亚需要转三趟飞机,总计20多小时的旅程。

此时我和先生正在等待去机场的大巴,时间还非常充裕,如果愿意的话完全可以见面道别的,可是大巴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上车了。

两小时后,飞机降落法兰克福机场,先生舒了口气,对我说:“我们安全了。”

 

 2014年,我和先生住在欧洲,我们找到个不错的机票,准备到拉脱维亚这个我向往已久的小国家度周末。碰巧的是,常年在美国工作的好友Juris得知我们的行程后,说他刚好那个周末也在那,可以陪我们看看他的家乡。

Juris是我和先生在美国读商学院时的同班同学。各大商学院套路大多一样,社交比课业更关键, 能和每个人侃大山比交谈深度更重要。每周五下课后的免费酒会,大家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围圈站着,觥筹交错,每过10多分钟,最好找个委婉的借口,比如 “我再去拿杯酒” 退出一个小圈,又借机加入另一个圈子,不动声色地把社交最大化。这样的场合谈吐的话题大多始于寒暄却也止于寒暄,充满活力,也有很多焦虑。

Juris的出现,像是这个偶尔让人感到窒息的环境里透进的新鲜空气。他阅读广泛,又对别国文化很感兴趣。我们在一起可以聊很多与课业和职业无关的东西。说到大自然和生态,他尤为兴奋,总说希望有一天能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可持续社区,吃当地种的果蔬,非机动车出行,不需要用多少钱,也就更不用去追求挣很多钱。我笑话他说这是乌托邦。他认真地告诉我这样的Ecovillage(生态村)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小规模地存在,他有很多想法去改善现存的形式。我觉得他有一颗似乎没太多接触过世俗的心,为更大的目的活着。

 

 周五傍晚到达首都里加,Juris和他妻子Inga在机场出口向我们挥手。

Inga在拉脱维亚读博,多年来和Juris也聚少离多。她比照片里看到的要更瘦小些,短发,淡妆,很独立干练的样子。我们直奔市中心的餐馆,在那里与他们的另外两个好友汇合。

在当地蛮受欢迎的一个连锁餐馆,Juris把我们介绍给Markuss和Anna。“Markuss夫妇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还是当年我和Inga登记时的证婚人。”尽管忘年交是很正常的事,我还是忍不住对Markuss和Anna够做我们长辈的年龄感到一点惊讶。

Markuss是个心理学家,理了很短的头发,有些稀疏,脸上的皱纹三分是年龄的结果,七分倒更像是经历过的沧桑留下的痕迹。他太太Anna看起来比他年轻,大概40出头,金色波浪的中长发修饰着妆容得体的圆脸。Anna是个画家,也写诗歌和童话。Juris刚介绍完,我就意识到我其实读过Anna的作品。Juris过去帮她的几本作品翻译成英文,曾经把其中一本的翻译头稿给我读过,是一篇关于一个有特殊能力的小女孩的寓言,意境挺美的。

一看到当地特色小吃,我和先生就没忍住,拿了几串烤肉,香肠,土豆,浓汤,再来个甜点。端着满满的托盘回到桌上立即有点窘了,看到Juris他们基本每人就吃盘蔬菜沙拉,土豆和汤。我意识到和Juris一样,他们应该都是素食者。素食者粗略分四类:进行某饮食计划,宗教原因,动物权益保护者,或是为了环保。后两类素食主义者主动选择了去恪守信念,就像修行者。据我对Juris的了解,他和他的朋友们应该就属于后两类。

Markuss对我们很好奇,问了很多问题。聊了我们的工作,谈到美国消费文化中的浪费,也和我谈了中国的文化。Markuss显然对中国近代历史颇有了解,感慨如今中国的迅速发展,似乎对经济发展并存的环境和生态隐患也感兴趣。我们谈得起劲,之后我才意识到整个晚餐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和Markuss交谈。太太Anna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在认真地聆听。Markuss和Anna都不说英语,一直由Juris和Inga来回翻译。

 席间,先生问Juris这次回拉脱维亚待多久,他说和我们差不多,周四到,周一走。我很惊讶我们能这么碰巧地在里加相见。Juris一笑说其实这次就是为了见我们回来的。Inga也在一旁微笑地点头。

我很惊讶,准确地说是感到担当不起这份荣幸。饭后送我们回酒店的路上,我提议他们次日就不必整日陪我们了,大家可以碰个头吃早餐,或是下午出来喝杯咖啡就行了,这样Juris和Inga也能有点他们平日不多的二人世界。他俩都说没事,坚持按照之前说好的计划进行,逛这个城市,然后带我们去看“the best kept secret of Riga”。这个“里加最好的秘密”是什么呢?我的想象力似乎难以超越秘制啤酒、工艺糕点的范畴。

 

 次日清晨醒来,我站在酒店的小阳台看着还没从沉睡中醒来的里加,街上没有人,十一月初的天气有点阴冷,石块铺的街道和楼房橘红色的屋顶貌似都被雾润湿了。看到楼下Juris和Inga正走向酒店来接我们,Juris穿着西装夹克,Inga铅笔裙下是黑丝和高筒靴。

我打趣说,你俩怎么周末见朋友还穿得像工作日一样啊。我不知道的是,或许这的确是他们的工作日。

按头一天说好的计划,Juris先带我们去Markuss和Anna的工作坊看看。这是一幢位于市中心老城区以外的独立小楼,有点年代了,过去应该是民居。

“欢迎来到我们的办公楼。” Markuss邀请我们进屋。一楼主要是Anna的画室,墙上挂满了她的代表作。我很喜欢Anna的画,大多以蓝色和紫色为基调,看起来像梦境中的星空,海底,植物和宇宙,在幽暗的夜里散发出神秘的光。她的作品在欧洲多国展出过,也被不少书籍选为封面或插画。我问Anna的画灵感源于何处,她说都是她看到的景象,灵感来的时候她连续几天不吃不喝地画。

接着我们来到二楼一个貌似小教室的房间,里面有十来张带有写字板的椅子,角落有一台电视,墙上挂着投影幕布,据说是Markuss每月两次给他的学员讲课和讨论的地方。Markuss给我们播放了一个短片,是讲述一个女孩探索宇宙、灵魂和存在意义之旅,旁白的讲述像诗歌一样娓娓道来,不难看出,旁白和配图都来自Anna。

 “你相信有平行宇宙吗?”看完短片后Markuss突然转过来问。

“我相信视界外的宇宙跟我们是相互独立的。”我间接地回答。

“Anna画的,就是她看到的平行宇宙中的景象。”Markuss接着说,Anna微笑着在一旁点头。

我以为平行宇宙之所以被科学家如此命名就是因为我们用肉眼无法看到,这时我开始感到我们的思维和视角似乎不在同一维度。

“其实我们的灵魂有很大的潜能,灵魂能看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但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物欲的社会,失去与宇宙能量的交流,日子久了,也就失去了开启灵魂的能力,像空壳子一样活着。”Markuss继续说,Juris继续翻译。“当我们释放灵魂的力量,就能更多地改善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就是我们这个组织希望达到的远景。”

在这样一个出来度假休闲的周末,我的大脑本能地处于闲散状态,不太习惯这些突如其来的深刻问题。但Markuss的确话触及了我内心深处正在经历的一些存在危机。到了30多岁,对人生时常感到惊慌和困惑,一方面感叹生命如此短暂,试图在面对无法逃避的死亡面前寻找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又无法从之前多年的教育和价值观中找到满意的答案。

“那你们具体又如何实现呢?落实在什么项目上?”我有些好奇。

“待会儿Juris会给你们介绍。”Markuss边说边从他的笔记本里撕下两张纸,然后郑重地向我说:“从昨天晚餐到今天,我们谈了很多,我也做了些笔记。Juris已和你们介绍过,我是个资深的心理分析家,短暂的接触就可以读透一个人。我认为你在文学和音乐上有很多潜能。没说错的话,你写诗,对吧?”

“算是吧。”我勉强承认,回想起二十岁出头的岁月里,胸中总是涌动着诗句,写在咖啡店里皱巴巴的餐巾纸上,写在枯燥的热力学作业本里。学着自己不喜欢的理工专业,忙碌于找实习奔前途,于是心中的诗人也就慢慢死去。

“你玩乐器,对吧?”Markuss接着问。

“很感兴趣,小时候没条件,工作后学了三年钢琴,生活越来越忙也就半途而废了。”我说着,心里有些遗憾。

“你呢,你有绘画的潜能。”Markuss对先生说。

“你猜错了,我从小就讨厌绘画。”先生显然对突如其来的心理分析感到不舒服。其实我也非常不适应,就像是内心的密室里突然射进几束高光时的无所适从,只不过Markuss恰好说中了我曾经热爱的东西。

 “已经是下午了,我们还希望到城区逛逛。”先生性格沉静但一旦开口比我直截了当。和Markuss一上午天花乱坠的问答让他有些不耐烦了。

“外面的城市只不过是一堆石头砌成的东西,没什么价值,我们现在的谈话更有意义。”Markuss说。

这时一直在给我们来回翻译的Juris发话了,“Markuss觉得你们很适合我们的团队,或许我们可以谈谈大家可以合作的项目,之后就出门陪你们去老城区观光。”

“我们在做一些文化项目和环保项目。文化项目主要通过短片、网页、刊物等媒体更直观地推广Markuss的学术理论和思想。环保项目的目标是建立我过去和你谈到过的生态村。”

据他们介绍,这些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两个:出售Anna的画以及销售几个环保产品线,这也是他们想让我们加入团队来开拓的业务。

听完我心里一紧,揣测这到底是个什么组织,传销?邪教?……Juris突然间变得那么陌生,不再是我以为自己熟知的好友,更像是一个中介,准备把我们拉进一桩未知的买卖。

“你们可以好好想想,不必马上答复。哪怕你需要一年甚至十年来思考都是可以的。”Markuss说。

借上洗手间的机会,我试图在手机上搜索他们的组织,可是没网络,没信号。

 

 “谢谢你们的信任,我们还需考虑考虑。”

下午三点多,漫长的谈话在我和先生不是很积极的答复中收尾。我感到脑子信息超载,很累,同时又心疼我们来里加旅游短短两天中的一半就这么耗掉了,但想到马上就要离开这小楼去老城区逛逛,心中还是充满期待。

Juris和Inga陪我们穿过广场,爬上圣彼得教堂的塔顶,俯瞰这个坐落在里加海湾的城市,再远处,消失在薄雾里应该就是波罗的海。Juris一路讲解着那些建筑和地标背后地历史,大家都没再提起先前那些在尴尬中收场的讨论。

傍晚的民间音乐节散场后快11点了,次日的计划是和他们四人去附近的一个国家森林徒步。“我们租了辆能坐六个人的车,好好休息,明早8点到酒店接你们。”Juris打着哈欠和我们道了晚安。

回到酒店屋里,先生为次日的户外活动准备着。我斜躺在床上在手机上有心无心地开始搜索Markuss是什么来路,竟然看到搜索结果里有好几十条都提及他。这些文章全是拉脱维亚语,好奇心使然,我一篇一篇地粘贴到谷歌里翻译。

Markuss在十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控诉他遭遇的不公:
 “我被告知自己因欺诈性刑事案件而被监禁于精神病院。精神科医生和专家宣布我无能为力, 对社会造成危险并强迫我接受治疗。在我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之后,大众媒体里就出现了很多对我的诽谤。检察官从一开始就没有客观地审查案件,而是相信了这些故意捏造的事实……”

又在不同的论坛里看到:

“Markuss操控他的学员的思想,说服其中一学员和自己的姐姐断绝关系,因为他断定她姐姐是‘邪恶’的。”

“要探寻一个人是否适合他的组织,Markuss与这个人对谈,他太太Anna在一旁听,用她的特殊能力鉴别一个是善良还是邪恶。”

“看过好些医生没治好我女儿的心理疾病,我带我女儿到Markuss那里做心理分析,他逐渐开始给她洗脑,说服她加入了他的组织。”

 翻译结果不是很流畅,加上对事件背景缺乏了解,我没读懂前因后果,但“精神病院”、“刑事案件”和“洗脑”几个词足以让我毛骨悚然。把各种零碎的信息拼接起来,基本可以判断,Markuss的组织是个cult (始终找不到满意的中文翻译,或许译为神秘组织更为贴切),他是组织的精神领袖。

我意识到,在丝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被Markuss“面试”了。很显然,在长达一整天的考核后,我们成功地通过了这场“面试”。

先生看完我的搜索结果后,坚决地说我们明天不能和他们去森林徒步。对于这些突然的信息,我们都没有了睡意,在惊恐中感到阵阵饥饿,于是来到楼下的比萨餐馆。餐馆里坐满了爬梯完毕来醒酒的年轻人,在我们周围大声地说笑着。我感到自己像从另一维诡异的空间回归到了我所熟悉的正常的生活。

我们啃着比萨,终于有机会谈论和消化一下这一天多发生的事。百思不解为什么Juris如此博学多识、眼界开阔的人,却愿意多年待在一个cult里。难道教育的意义不是在于让人更加理性,能批判地思考问题?他清楚自己在cult里吗?迷惑之后我感到愤怒,被好友欺骗的愤怒。

 清晨6点,先生给Juris发出短信,说自己肠胃出状况,不能去徒步了,希望就待在酒店附近。出于自我保护,不想让Juris他们感到我们态度的突变,我们撒谎了。很快收到回复,Juris说他来酒店带先生去买药或是看医生,我们婉拒了。

我们走出酒店,开始在城里漫无目的地逛,浑身有种重获自由的轻松,也有点心虚,怕撞上Juris他们难以解释,幸好没有。其间Juris来过几次短信询问病情,我们敷衍过去,他问要不要我们去机场前一起吃顿饭,我们再次婉拒。

而后不顾Juris的短信挽留,我们义无反顾地坐上了机场大巴。两小时后,飞机降落法兰克福机场,先生舒了口气,对我说:“我们安全了。”

 

 次日清晨,回到办公室,例会散会后同事们往常一样喝着咖啡欢快地谈论着她们的周末,也问我对拉脱维亚印象如何。我不太想谈。一整天,我都无法集中精力,坐在电脑前发呆,半天也回复不了一个邮件。我一次次地去洗手间,把自己锁在隔间里看手机,试图在网上再搜出更多关于他们组织的信息。

我找到一篇数百页长的论文,论述拉脱维亚90年代独立后的十多年里,各种cult和教派的形成和发展。苏联解体后拉脱维亚重新独立,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突然转型中,面临新的文化、经济和宗教方面的挑战。苏联时期的宗教淡化和新时期的政治经济剧变为新兴的信仰组织提供了土壤。这些新的组织通常在信仰,实践和组织形式方面都更加新颖,更容易吸引到社会变革时期面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感到迷茫的人。Markuss的组织在论文中被简短地提及,被称为一个新颖的cult。

一周后,我接到Juris的来信,他对我们的匆匆离去感到伤心,询问我为何不辞而别。“是不是我们的谈话让你们感到不舒服?我希望我们三人能坦诚布公地谈谈到底发生了什么?要不然,我会在未来的多年都一直想不通。”

想了半天,我回复了,仍然做不到完全的坦诚。“Juris,我们见到你和Inga很开心,不习惯的是你的朋友Markuss与我们的谈话,起初感觉很有趣,但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之后,倒觉得更像是我们在接受面试。而且我们的答案也被他分析,以确定我们加入组织的资格,尽管我们至今仍然不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组织。我们去里加的意图非常简单,去参观你美丽的城市,体验那里的文化和生活,和朋友一起度过轻松的时光。我们只是没想到一个简单的周末会变成一场面试,更没想到这面试后来又进一步演变为商业讨论。”

 再次收到Juris的回复,这一次他很激动,带着一点恼怒。“我原以为拉脱维亚之行能让我们加深彼此了解,理解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探讨有意义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做到了,但我没有预料到你们最终的反应。或许你会认为我的朋友是疯子,可当今的社会里,还有多少人在谈伟大的想法,并投入他们的生命来实现?Inga和我想以我们笃信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希望最终我们可以看着我们的孩子和孙子们的眼睛对他们说:是的,我们已尽我们所能来改善这个世界……希望多年后我们再想起这件事能够付之一笑,但现在,我做不到。”
 他的信再次搅乱了我的心情,他始终没有明白让我们和Markuss“面试”的突兀,而我也失去了对他到底是“好”还是“坏”的辨别力。

我第一次非常真切地感到,全面了解和评判一个人是多么困难,在黑与白之间,还有很多种灰色。我决定不再回复,屏蔽这段回忆。

 

 时隔三年后,我收到Juris一封很长的来信。

“我多次反思三年前那个周末里发生的事。我想承认,其实那一天,我和你们一样对和Markuss的谈话感到不舒服,你们或许看到我一直在不自在地扭动身体。一方面想打断他对你们的洗脑,另一方面又无能为力。”

“过去的我对Markuss有太多的崇拜。事实上,十多年前,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的确是一个有远见有能力的领导。近几年,他变了,越来越偏执,而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海外工作,离得太远,没有察觉到。”

“因为Markuss的疯狂,Anna和他离婚了,我和Inga也退出了生态村的项目。我始终是相信生态村的愿景,希望今后通过别的方式投入力量。而目前,我只想恢复正常生活。现在看来,我庆幸你们那天‘逃跑’了,因为哪怕你们真的加入了,结果估计也很糟。不知道你是否会读到这封信,但我想为过去发生的事道歉,这样我心里也好受一些。”

他的信带给我内心的平静。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多地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感觉像一只只耗子一样拼命地奔跑,却始终逃不脱那个滚轮,更好的工作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感,更多的消费也制造了更多的浪费。生态村的理念对我来说像乌托邦一样有吸引力却可望不可及。我开始理解Juris,尽管我不知道是否还愿意再和他见面。

 或许某一天我会忘记那个周末的奇遇,更愿意留下的回忆是我们和Juris在一起聊过的有意思的事。

 

作者后记:

对我这个一路理工科的人来说,文字是种奢侈的东西,闲暇时刻爱读点书,但除了偶尔凌乱的日志,我没有真正的写作经验。觉得自己既写不出优美辞藻又不太懂成语,离当“作者” 太远。看到三明治上的很多非常棒的文章,我感到写文字是可及的,素雅而贴切的描述也可以触及心灵深处,平淡的生活细节里也藏着诗的韵律。我的好友G是语言学科班出身搞文字工作的,她是第一个认真并多次鼓励我把遇到的那些或奇葩或平凡的故事化为文字记录下来的人,谢谢G看到了我的一点点潜力。非常喜欢三明治短故事学院的每一堂直播讲座,给了我不少醍醐灌顶的时刻,让我学到了很多。谢谢这段为期三周的经历!